《博士论文》第27期 林盼：“学术变道”的痛与乐

【石头引】 很多研究者都有“学术变道”的经历，变得顺利与否，既考验学者的学术技艺，又考验研究的人文素养。今天的嘉宾曾经多次变道，而且都变得比较顺利，让我们听听他的“学术变道”经验。

【作者简介】 林盼，上海人，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于在南京大学历史系。2013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6年出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论文题为“清末新式媒体与关系网络——《中外日报》（1898-1908）研究”。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建国之后国营企业生产激励制度设置及干部选拔问题。

本文开篇之际，我必须要郑重地感谢石头君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27”是我的幸运数字，能在《博士论文》栏目第27期上刊载我对学术生涯的回顾与反思，实在是一大幸事。

如果以踏入研究生阶段作为学术生涯的开场，那么今年正好是我作为一个“学术人”的第十个年头，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有机会加以反省，这真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和之前几位撰写学术经历的同侪相对照，我走的大概是一条不同风格的道路：从来没有在一个问题上进行超过四年的研究，涉及的议题较为广泛，所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造成这种状况，既是一系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也有我自己主观的学术方向抉择。

我相信，在本文的读者中，肯定会有一些青年学者同我一样，在学术生涯中几经“变道”，反复以“菜鸟”身份投入新领域，几经尝试乃至试错之后，方才逐渐明晰未来治学方向。因此，我的“变道”经历或许会让这些读者感同身受，并获得一些人生的经验。这大概就是我想要完成的一点微小的工作。

一、定题《中外日报》

回顾我的学术经历，第一次“变道”是从硕士到博士的研究领域转换。硕士期间，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明清经济史，在范金民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明清时期苏北地区官营—民营经济之间的消长、竞争与依附关系为例，探讨帝制时代国家的官僚体制对于民间商业活动造成的影响。为了撰写硕士论文，我查阅了相关地方志40多部、地方文献100多种、时人文集60多种，并参阅了各种宫中档案。由于资料储备较多，加上年纪尚小，百无禁忌，一写就收不住，硕士论文写了12万字，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

2009年9月，我在时隔三年之后，又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回到复旦大学，拜在翻译出版史专家邹振环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从明清经济史转向近代出版文化史，这种研究领域的切换，本身就意味着之前辛辛苦苦搜集而来的资料，基本上只能搁置一边，无论是资料的查找还是文献的阅读，必须要“从头再来”。彼时的我尚是书生意气，对于未来博士阶段的学习生活充满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因此对于这种“变道”所可能带来的困难不以为意。

国内史学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大多是由指导教师提出一个选题（部分情况下会由学生自选题目），选题一般是某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如人物、事件、物体等），或者是内容相关的一组事物（例如历史上某种观念的演变过程）。在导师提出选题之后，学生在未来的三四年内所做的工作，就是将与此选题有关系的史料进行发掘、收集、整理与考证，进而努力将这些史料组合成文，构成一篇内容较为丰富、没有明显史料考证硬伤的博士论文。而如何选择研究角度、如何搭建论述框架、如何寻找相关史料，则由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

我的研究进程也以这种方式展开：邹老师在第一次“召见”我的时候，即给我命题，让我重点研究清末上海新闻界三大日报之一的《中外日报》。邹老师认为，这份由清末“报王”汪康年创办并主持的报纸，于戊戌变法之后崛起，一度与《申报》、《新闻报》并称，时人视为上海第三大日报，日销万余张，声名远播日本、东南亚乃至欧美，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由于《中外日报》前后出版十余年，每日十余版（中后期每日甚至会出报二三十版），内容极其丰富，光把报纸通读一遍都很困难；且该报涉及时人如报馆主持者汪康年、汪诒年、叶瀚，主要撰稿者如夏曾佑、严复，馆外同道者如张元济、汪大燮、伍光建，官员介入者如张之洞、盛宣怀、端方，均为一时隽彦，以上述人等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不胜枚举，相关史料也浩如烟海，因此要完成《中外日报》的相关研究殊非易事。换言之，《中外日报》是匹“狮子骢”，非“铁鞭、铁锤、匕首”不能制服之。

临走时，邹老师说，此前他曾让所带的博士生研究《中外日报》，导致该生博士阶段学习困苦不堪，最终不得不临时改换题目。他善意地提醒我，“《中外日报》研究价值虽高，但难度大，万不可勉强”。我则回复邹老师：“学生定然准时完成博士论文，绝对保证质量”。后来我才意识到，为了这句话，我生生被这份一百多年前出版的报纸“折磨”了四年。

二、“上穷碧落下黄泉”

我从邹老师那里“领命”之后，便开始日复一日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中外日报》。作为一个史学博士候选人，我的日常极富规律：6点多晨起（为了不嗜觉赖床，在博士四年之内，我的宿舍从未用过窗帘），匆匆梳洗后，骑车前往公交车站，在早高峰将要开始之前搭上车，横穿市区赶往上海图书馆。8点半之前必须进入近代报刊阅览室，否则很可能没有空置的胶卷阅览机（早期很多报纸都制作成缩微胶卷，必须在专门的阅览机上浏览），起早贪黑赶路也就失去意义了。借到胶卷之后，我就一页一页地在胶卷阅览机上查阅，将所需要的资料抄录在电脑或笔记本上。

中午12点左右，我会起身到上图地下一层食堂吃饭。以我时常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每月1000元的补助，加上可能获得的奖学金，大概每月可有1500元的花销额度，其中至少要有一半留作买书之用），差不多也就吃得起8元的番茄炒蛋+4元的米饭了。散步半小时，1点前赶回阅览室继续抄录资料，直至下午5点阅览室关门，起身返程。晚高峰时，我又要借助几种交通工具穿越市区回到复旦，将白天收集的资料略加整理，然后回寝室休憩。地铁上抱着书包睡过头、饿着肚子赶回学校以致胃疼，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

仔细算来，差不多每个工作日，也即上图近代报刊阅览室开门的时间，我都是这么过的。甚至有两年的腊月二十九，我依然在空荡的阅览室里埋头苦干。这样的日子虽然略显枯燥，我的内心却十分平静。我如老僧坐定一般，面对着胶卷阅览机整整三年，屈指算来，前后共花去了5000多个小时。我还在阅览室里认识了几个其他学校搞学术的“战友”，与他们的交流，是上图时光中难忘的色彩。当然，他们在阅览室里待的时间都不算长，最后只有我坚守着“阵地”。时常有人向我抱怨胶卷阅览机的“不友好”，说看缩微胶卷几个小时就头晕眼花。说实话，我从未在博士阶段感受到这种生理反应。不过很有意味的是，在博士毕业之后，我曾几次前往报刊阅览室查阅资料，以补充博士论文内容，而每次都是看了两小时之后，即感到阵阵不适。我居然在阅览机前坐了三年？大概只有鬼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

不去近代报刊阅览室的时候，我一般会去上图的古籍阅览室与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查找其他周边资料，大体包括《国闻报》、《亚东时报》、《湖北商务报》等报刊原件，《盛宣怀档案》、蒋维乔《鹪居日记》、《因是斋日记》、李维格《思无邪斋日记》、萧穆《敬孚日记》等名人档案、日记原件，还有《汪康年师友书札》、《钱玄同日记》、《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艺风老人日记》、《师伏堂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宝蘅日记》、《夏曾佑集》、《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晚清珍稀期刊汇编》、《历代日记丛钞》、《清代稿钞本》等晚清各类影印出版资料。我还借助爱如生报刊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并前往台湾政治大学查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对《申报》、《东方杂志》、《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资料进行全文检索，查找到了不少相关资料。简单估算一下，这一阶段，我阅读了超过100种报刊，200多种日记、书信、文集等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先生的谆谆教诲，我算是不折不扣地遵从了。

三，哪里去找“好问题”？

倏忽三年，为了《中外日报》的“命题研究”，我大致整理摘录资料二百余万字，花了不少功夫。与这一研究对象朝夕相处，不觉也生出很多感情。我从博士一年级开始，即在墙上写下“Universal Gazette”（《中外日报》英文名），每日睡前一见。其间，我利用一些搜集而来的资料，在《史学月刊》、《新闻大学》、《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以报人生平考证、报刊经营方式为主题的论文七篇，算是达到了博士毕业对论文发表的规定，只要按时完成博士论文，就可以顺利毕业。

但是，进入博士论文写作期的我，却迟迟没有踢出“临门一脚”。困难在哪呢？关键在于，在做了大量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好问题”。回顾以往的报刊史研究，主流方式是讨论报刊文本，力求以文本为切入点观察近代社会、实践新潮理论。而报刊本身具有的丰富内容，几乎可以让研究者找到任何他所期待的材料，甚至只需要研究者搭建起理论的框架，即可依其想法填入所需要的词句。我并不认同这种将论文做成报刊文章“剪贴板”的研究，当时已经有了《申报》的全文数据库，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外日报》也会有全文数据库，到时用《中外日报》文本拼搭起来的博士论文还能有多大的价值呢？因此我首先排除了这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是，将与《中外日报》有关的各类人等做深入考证，写成一篇“报刊与报人”的文章，这种写法容易上手，日后也便于发文章。事实上，在博士开题后不久，我便设定了这种写法，几篇考证性性文章就是“报刊与报人”写法的副产品。但是，要提笔写作博士论文之时，我却发现，这种写法导致论文支离破碎，章节与段落之间缺乏呼应与逻辑。

怎么办？我苦思不得其解，迟迟不能动笔，甚至从内心拒斥与惧怕博士论文写作。我在博士前三年，一向以动笔勤快著称。但从第四年开始，我彷徨、惶恐、焦虑、苦痛，这些情绪一直伴随在我左右，使我有近三个月的时间几乎未落一字。

一转眼已是2012年的深秋，距离原定的论文交稿日期只有不到五个月，我还能按时毕业吗？我的这种状态让身边一些师友十分担心，导师几次找我谈话，询问我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究竟面临哪些困难，他甚至还严肃地和我谈论过延迟毕业的话题。“延毕”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一次活生生地悬在了我的头上。

四，社会学中见真章

贵人终于出现了！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爱人）此时正在复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我们原先均认为，搞学术本身就已劳心劳力，故而约定见面之时即不讨论学术问题。但是，我持续性的神情恍惚令她倍感焦虑，遂“打破规矩”问我是否论文写作出现了瓶颈。我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将内心的困扰和盘托出。

她听我说完后回答“你研究的这个报馆的运作机制，倒是可以用组织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来归纳与解释，不妨借鉴一下社会学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她立马熟练地在纸上开列书单，如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博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拉法耶《组织社会学》、理查德•霍尔《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等，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说“一本一本看吧，也许会有收获的”。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她，再看看纸上这些陌生的名字和书名，心中充满着疑惑。我数月以来的“心病”，是这些“方子”可以治疗好的吗？

坦白说，对于这些理论性很强的论著，作为“史料控”的我，先前一直是很排斥的。我宁可在几万字的史料中为了发掘几条能作为论据的资料而兀兀穷年，也不愿花时间在理解这些理论、概念的微言大义而耗费心力。但是，我已经无路可走了。要么接受现实，写一篇平庸的、只见史料不见主干的博士论文，要么挑战自我，“变道超车”，通过阅读社会学文献的方式，为辛辛苦苦搜集而来的资料找一个良好的“归宿”，将其组合成一篇有理论、有观点、有经验的博士论文。目标很清楚。努力干吧！我鼓舞着自己，开始了阅读与思考。

2013年的元旦如约而至。窗外行人正在互祝新年，我则在寝室里开着台灯，闷头读着这些论著，边读边做笔记，琢磨着理论、概念的生成逻辑和论证方法。虽然外面寒风凛冽，但“多么地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有女友的鼓励支持，有先贤的精髓思想，我仿佛看到了博士论文前景的一线曙光。

阅读之后，我发现，似乎存在第三种博士论文的写法，那就是从社会学理论入手，搭建一个论述框架，将收集的资料作为理论论证的基础，通过理论和经验资料的双向交流、协调发展，最终得出某些较有说服力的结论。阅读上述理论之后，我得到的启示是，关注报馆成员活动的研究思路确有其价值，但不能零敲碎打地单纯讨论报人个体，而是应该深入讨论组织内部所形成的权力架构，理由是，报馆作为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规范的秩序（规则）、权威层级（等级）、沟通系统及成员协调系统（程序）”的组织，其创建与经营活动深深地嵌入社会网络之中。故而，如果要将报馆组织作为研究主体，那么报馆成员的汇聚及交往、报馆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关系将是非常重要及适当的切入点。正是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我开始写作名为“清末新式媒体与关系网络——《中外日报》（1898-1908）研究”的博士论文。

五，试炼：框架搭建与小心论证

我在论文中提出，清末报馆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具有纵横交错的“强关系”及“弱关系”，前者包括血缘、地缘、学缘等方面的因素，后者则是从工作、社会中所寻得的合作力量，各种关系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基于信任与互惠经济利益，形成参与者相互之间的认同，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并且通过私人渠道传递信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报馆内的主持人通过网络力量搜寻人才，提升报纸销售量及知名度，报馆外的同乡、同业、同人，则可以通过报纸发布章程、公告，并由报纸的营销网络进行代售，双方互相得益。另一方面，网络的构造又是立体的，由同胞、同乡组成的内部网络，在层级上要高于同业、同人的外部网络，而这种层级的划分，是以报馆主持人为中心向外扩展的。报馆与政府部门及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往往借助主持人相互的私谊而展开，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政治与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并受到社会关系制约和调适的理念。

回到《中外日报》的案例，我认为，报纸的经营者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纽带，形成了成员之间认同的正当性秩序，才能突出、活动能力强的报人通过个人魅力的释放，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团结了一批士人在其周围，成为办报活动能够倚仗的核心力量。基于人伦的亲疏关系，让这些深受传统观念熏陶的报人，本能地信赖同胞、同乡，再加上之前的社会交往基础，使得这些人很自然地结成一个关系网络，由此产生了组织内部所需要的信任感。与此同时，《中外日报》经营者对外进行关系网的编织，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社会资本，以减少经济交换中的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例如，借由汪康年与张元济的私人关系，《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实现合资，避免了资金短缺的困境。此外，由于汪康年、叶瀚等报馆经营者与张之洞、盛宣怀等官员的私谊交往，《中外日报》不仅得以将影响力拓展到官员群体之中，还得到了官方一定程度的庇护与关照，由此赢得了对报馆的发展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此外，我还在论文中简略分析了关系网络对于《中外日报》发展的负面影响。例如，报馆经营者过于倚重社会关系，将报馆的经营者与合作者的范围限定于一个小圈子中，形成组织网络的内部封闭现象，使得当一些核心经营者离开报馆之后，短期之内很难获得有助于报纸发展的人才。又如，《中外日报》在制度层面上并未进行较为完善的设计与规范，报馆号称实行股份制经营模式，但股东会、董事会形同虚设。报馆高层虽然已经设置经理、主笔、翻译等职位，成员之间却远没有形成科层制的管理模式，“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所代表的“行政中的理性”并未完全建立，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充斥其中。这种缺陷尤其体现在《中外日报》和商务印书馆的合资过程中，由于合作的推行基础是经营者之间的互相信任，信任感又重点建立在中间人的“中介接触”之上，一旦中间人无法让某一方产生信赖，关系网络必然会产生支离破碎的状况，合作的中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张元济和汪康年的矛盾，导致《中外日报》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的破裂，而由此出现的资金链断裂状况，是《中外日报》经营权易手乃至休刊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旨，是以《中外日报》的经营模式为对象，探讨关系网络对于现代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机制。论文提出，通过层次清晰、结构紧密的内部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网，《中外日报》通过成员互信保证结构稳定，并得以扩大市场，提升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在《中外日报》的组织发展与演变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外日报》中后期的发展艰难乃至最终休刊，也与关系网络构建的封闭性、过于依赖关系而导致的正式制度缺失等问题有关。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论述其实是非常粗糙的。首先，理论梳理极度缺乏。由于确立论述角度、选择适用理论的时间较晚，并未对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导致在论文的绪论部分，缺少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如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争论焦点、存在问题及原因等）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及评论，这是非常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写作方法。其次，从理论到经验，中间缺少过渡，既没有进行合理的假设，也没有提出相应的命题，仅仅是拿经验资料去匹配社会学业已成熟的相关理论，对于理论的创新并无帮助。其三，经验层面采用单一个案，既没有进行案例之间的比较，也没有对案例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而只是平铺直叙地进行描述；资料本身论述力度不够，有些关键部分缺少相关信息，而有些和主题无关的部分却将资料大段铺叙，主次不明，缺乏逻辑。

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当然是与阅读文献时间太短、写作过于匆忙有关。想要让一个对社会学从无了解的人，在两个月之内掌握“嵌入性”、“强关系”、“弱关系”、“结构洞”等概念并熟练使用，并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了如指掌，其难度不亚于将人类送上月球。而为了能够赶在2013年4月初之前完成博士论文，我最后两个月奋笔疾书，每日输入电脑近万字，总算“凑”出26万字的篇幅，达到了史学博士论文的字数要求。

总体来说，博士论文的理论和经验是两张皮，缺少呼应，虽然有心想写成一篇兼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梳理和历史学的细致考证两种特点的博士论文，但最后的成品显得风格不伦不类。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回答，新的问题倒是出了一大堆。虽然拙作后来得到答辩专家较高的评价，并被推荐参评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但这些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我而言，博士论文的撰写，其意义并不仅限于藉此获得了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让我有机会接触社会学理论，阅读社会学相关文献，了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幼稚、机械、莽撞和不自然之处比比皆是，今天看来已经有不忍卒读之感。但是，我仍然愿意将博士论文的理论核心部分贴在这里，就是想忠实地记录我的学术道路，看清楚我曾经的足迹。这是我学术生涯非常重要的一步，甚至意味着一种新生。

六，“加减法”之惑：两种研究范式的矛盾冲突

在博士毕业之后，我有机会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继续学术研究。绝大多数博士在获得学位之后，即使继续在博士后阶段深造，一般也是选择将博士论文的“红利”套现，将博士论文的主要章节拆分之后拿去投稿。但我在博士后阶段，则是主动选择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讨论计划经济时期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激励和干部选拔问题。做出这种研究路径再度“变道”的决定，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方式与博士阶段不同，虽然也有合作导师，但总体来说师生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既没有专业课程的学习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开题、中期考核和论文答辩的过程，主要的研究计划和投入时间都由博士后自己设计和完成。除了在出站时要完成一篇十万字的报告，发表若干篇论文的要求之外，没有别的工作。合作导师刘欣教授又对我倍加厚爱，没有指派什么任务给我，这使得我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深造。我的想法是，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偏向研究现实问题，在经验资料方面基本以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访谈、调查所得为主。如果我延续之前的研究方向，或许在经验层面没有办法得到社会学者太多的指导，倒不如选择一个社会学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大概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想象是丰满的，现实往往是骨感的。三年间，我旁听了一些社会学的课程，阅读了一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论著，努力想将新习得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实际，但挣扎和迷茫始终存在着。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十年完全浸淫在历史学，对于企望踏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我来说，既有的研究范式多少意味着束缚。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张力，很快就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以历史学来说，“规定动作”是“史料先行”。傅斯年曾教导后辈：要做好史学研究，要点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余英时也说，史学论著必须论证和证据兼而有之，而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至少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据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称其为史学。因此，史学家要做的工作是：将纷繁复杂的史料发掘出来之后，进行考证和整理，然后将其按照一定的问题意识编撰成文，用史料来说明或辩驳史料，使之形成一定的内在逻辑，最终根据史料呈现的面貌得出某种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一般会将自己的身影隐没在史料之后，担当起“引导者”的角色，将史料穿针引线、抽丝剥茧，使其既色彩斑斓、又不致杂乱；既体现出历史面貌的繁复，又聚焦于具体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有坚实的史料基础。

而对于社会学来说，“规定动作”则是“理论建构”。理论建构是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任务，如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沃特斯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所言，“真正确定这门学科的却是理论，因为正是理论，对社会学可以告诉其受众有关社会世界的种种内容做出了总结性的概况”。正因如此，社会学理论并不是从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经验知识的简单归纳，而是需要对经验知识进行抽象、概括与总结。故而，社会学研究主流的“打开方式”是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提出问题，形成理论观点；并根据理论观点提出相应假设；通过经验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最终构建出新的理论观点，完成研究。社会学家不能隐没于幕后，而是要走向前台，时时亮明其观点，以坚定有力的理论逻辑贯穿全文。为了能够将观点更鲜明地体现出来，必须要将经验资料中与理论逻辑相冲突的部分加以处理，使其不至于出现理论与经验互相冲突的情况。

换言之，历史学讲究做“加法”，尽可能展现出繁复与多元的图景；社会学则是要做“减法”，将与观点及理论逻辑无关的经验资料排除出讨论范围。十年的史学训练使我养成的“职业习惯”是，一旦行文逻辑过于清晰，假设能够被经验资料完美支持，则必然是一个“陷阱”，因为历史发展绝不会如此简单，一定存在着多种偶然性因素，或者出现互相冲突的史料记载。换言之，各种干扰项在讨论过程中究竟如何处理？这是我在博士后阶段的学术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有时翻阅以历史经验资料为论述基础的论文时，时常看到为了理论逻辑的流畅而曲解、删改史料的现象。由此，我一直将“历史社会学”视为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领域，因为既要提出清晰的观点，又能顾及历史事实的多元性特征，唯有大学者方有如此大手笔。故而，每每有人听闻我是历史学博士，又在社会学流动站做博士后，会冒出一句“那你岂不是可以做历史社会学”了，我都会汗水涔涔、心中惴惴，叹息自己道行浅薄，无力为之。

七，新“变道”、新尝试

我又一次“变道”了。这一次是要研究计划经济时期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激励和干部选拔问题。引导我进入这一领域展开研究的，是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他的不朽之作《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著作如“新传统主义”这样，将各种理论、概念信手拈来地融入其论述之中，自然流畅，令人击节。我渴望将自己的研究与魏昂德“对接”，努力踏上他的“步点”。为此，我在阅读大量社会学、政治学的相关论著之余，长期驻扎上海档案馆，查阅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国营工厂的档案资料。迎着朝霞匆匆赶路，到外滩边上的上档“报到”，奋斗一天之后，投入晚高峰的车流之中，横穿市区回家，这种感觉和博士阶段前往上图查看《中外日报》有其相似性，但又有不同，因为在预先阅读了文献之后，我对于日后所要做的研究已经心中有数，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等到“末日审判”到来之际，仍然如无头苍蝇一般，无从落笔。

简单说来，我在博士后阶段，对于所讨论的问题，大致有如下收获。关于生产激励的研究，我重点关注了建国初期计件工资制的存废问题，发现该制度一度在工厂中普遍推行，并对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起到正向作用，但计件工资制很快遭到批评和大范围取消，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我认为计件工资制取消的一大原因是，这一制度导致了工人内部分化与激励机制异化的后果：不同工人群体因为收入差距急速扩大而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计件工资制引发的工人个人主义倾向也对既有生产管理方式构成了极大挑战。我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个体绩效主义”原则的计件工资制度与等级工资制下的技术养成、劳动力调配和生产组织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而这成为五十年代后期国营企业劳动力管理和激励模式转变的起因。根据这一思路写就的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和《史林》杂志。

关于干部选拔的研究，我讨论了文革以前国营工厂技术干部选拔标准的变动问题，认为在建国之始，执政的共产党试图以政治忠诚原则来主导技术精英的选拔，努力改变“旧式知识分子”垄断性技术能力的局面，使得共产党信任的工人阶级能够逐渐成为技术骨干。这种理念产生的政策就是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实现技术占有的无产阶级化。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却出现了阶段性差异。我以上档所藏各类资料为依据，提出的观点是，企业内部党政领导权力关系变化导致了这一结果：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党委主导的干部选拔，往往倾向于提拔工农家庭及其后代。然而，这种注重出身，忽视技术能力的选拔，会阻碍行政部门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从而遭到企业生产管理者的抵制。企业党政领导因外部制度变迁和内在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促成了技术干部选拔标准的阶段性转变，由此对工人和技术干部的生活机遇造成影响。这篇发表于《学海》上的论文，后来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转载，这对我的研究水平无疑是一种正面认可。

尽管如此，我仍然时常感受到两种研究范式的矛盾冲突。在有了一个新的idea后，究竟是先一头扎进史料的海洋，还是从头开始深入地阅读文献；在行文过程中出现理论逻辑与经验资料相互违背的状况时，究竟是承认经验层面的复杂，为此放弃理论逻辑的清晰，还是强求理论逻辑的顺畅而“违背史学家的良心”，这种“加减法”之惑一直在困扰着我，以至于文章写成之后，总是会给人一种“四不像”的感觉。这种状况，相信会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持续存在。除了继续深入阅读文献、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之外，别无他法。但愿我能在不久的将来“炼成神功”吧。

八，“专”、“博”之间寻出路

屈指算来，我已经在学术界折腾了十年。从明清经济史、清末新闻出版史到新中国经济史，前后五百年我好像都摸了一遍（当然，更精确地说，我还没有涉足民国时期，这大概是因为太多人跟我吐槽，要进入以民国档案馆藏丰富而著称的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要比登天还难，这吓倒了我。或许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我会弥补上这一“缺憾”）。无论我的研究是否精彩深刻，至少在议题涉及的时段和领域上，我可能超出了不少同龄研究者，但是，我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菜鸟”。在之前的研究过程中，我几次“变道”，转换研究方向和议题，很多理论和方法都是“急就章”，等到了需要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理论功底不深，行文逻辑不清，理论与经验关联度不够，这些都是我目前研究的突出不足。“博而不专”，时时给我带来巨大困扰和阻碍，以至于我时常要绞尽脑汁、殚精竭虑地寻找一顶还算合适的“帽子”，努力将几个研究阶段进行“技术处理”，以便能够塞进“帽子”中。每当有学者提出与社会学、经济学理论相关的问题时，我只能以自己三脚猫的功夫左支右绌、勉强抵挡。除了本行历史学之外，我对于社会学，或是现在谋职的经济学都可以算是一个“闯入者”，也由此时常心怀一种“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凄怆感。有时我会非常羡慕一些学者能够在某一问题上持续数十年的扎根，这代表了一种坚持和厚重。而“泛滥百书，不精于一”给我带来的困扰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博士后阶段，由于投身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导致在相关议题上缺乏成果积累，前后三次申请博士后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均告失败。比起之前硕果累累、获奖无数的同侪，我可真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渣”。

然而，如果再让我选择一回，我仍然会走这条路，“能浏览遍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会知道真正喜爱的、值得深入的、为之付出的选题和方向究竟是什么。我深感在研究的“青少年期”，能够广博地进入多个研究领域，接触多个研究议题，将会为我的后续进展提供持久的动力，使我始终保持旺盛的研究热情。我希望能够在未来打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之间的藩篱，融会贯通，相互支持，让研究水平更上一层楼。

闲来翻阅古典论著，我发现，在研究的过程中究竟是广博更好还是专精更有优势，历史上有过两种不同观点。既有如王安石“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的表述，也有如刘勰“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的论断。即使说话人不变，观点也截然两分，如程颐、程颢二位宋代大儒，既有“君子之学贵一，一则明，明则有功”、“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的说法，也提出了“多闻诀者，犹广储药物也，知所用为贵”的见解。我的观点是，广博而不芜杂，精深而不泛滥，是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愿我的研究水平，能够距离这一境界越来越近。

-------------END-------------

相关文章：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回复关键词“石头”，即可查看所有图文。